【翻译】“反叛建立在希望之上”：侠盗一号创造性民主...

Theuerdank

来自去年年底的新刊，《星球大战与哲学反击： 此乃正道》(Star Wars and Philosophy Strikes Back: This Is the Way )，里面收录了两篇关于侠盗一号的文章，本篇为“Rebellions Are Built on Hope”: The Creative Democratic Force of Rogue One，译文仅供参考。

《侠盗一号》是一部复杂的电影，引发了广泛的哲学质疑。 本章着重于影片的政治方面：它有力地说明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年）对民主的本质提出的一个重要而及时的主张。 杜威争辩说——《侠盗一号》表明——真正的民主并不存在于正式的政治结构中，比如银河系或美国参议院。 相反，民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它存在于内部，并通过信任和人性化的互动得到加强。 《侠盗一号》忠实地充当了《新希望》的前传，有两个主角——第一个是卡西安·安多，然后是琴·厄索——提醒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反叛是建立在希望之上的。” 杜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提出了类似的信息，当时他那一代人面临着真正邪恶帝国的威胁。 他认为人们相互合作和信任不仅仅是集体内的一个美好理想，“这是集体生活本身的理念。”在杜威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侠盗一号》视为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少的电影，因为它向我们表明，当希望的火焰死气沉沉地燃烧时，民主和自由植根于对彼此的信任。 《侠盗一号》向我们展示了没有这种信仰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为什么需要，以及如何找回这种信仰——而它是在一个非常残酷、绝望和熟悉的地方开始的。


“这个地方就要炸翻天了”
“This Town is Ready to Blow”

卡夫林之环是一个狭窄而昏暗的采矿殖民地，后来变成了贸易站，也是星球大战中最令人震惊的时刻之一。 在这里，一位名叫蒂维克的线人与义军上尉卡西安·安多秘密会合，并告诉他帝国的“行星杀手”超级武器。 当卡西安努力吸收这些情报的影响时，一支冲锋队的巡逻兵闯入，迫使卡西安通过消灭士兵来揭穿他的掩护。 唯一的出路就是爬上高耸在他们上方的机械构造。蒂维克惊慌失措，因为他断掉的手臂使他无法攀爬。 卡西安迅速计算出如果蒂维克被帝国俘虏并遭受酷刑会对义军造成的伤害，用安慰的话语和温暖的微笑让蒂维克平静下来……然后开枪打死了他。

《侠盗一号》与早期的星球大战电影有很大不同。 它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神话般的道德故事，其中对与错之间的区别就像莱娅的白色长袍和维达的黑色面具之间的对比一样鲜明。 在这些早期电影中，正确的做法通常很明显——唯一的问题是英雄们是否有勇气去做。星球大战之所以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是因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渴望神话故事所提供的丰富意义，而这些故事在我们由经济和技术驱动的现代文化往往缺席。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以一种惊奇的感觉看待世界并准备好倾听和注意冒险的召唤是很重要的；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了解到生活中的决定通常比跟随一个和蔼可亲的巫师去奥德朗冒险要复杂得多。 我们成熟的道德生活是复杂而模糊的，就像卡夫林混杂着浑浊的泥土色调和灰色。 不得不目睹大膽的卡西安·安多冷血地谋杀了一名反叛者同胞，这几乎颠倒了西斯复仇中的著名台词：虽然克隆人战争的战斗告诉我们“双方都有英雄”，但《侠盗一号》想让我们知道“双方都有恶棍”。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卡西安并非恶棍——他是个好人，为了正义而与强大而无情的军队作战； 做正确的事总是他负担不起的奢侈。 他的选择与其说是基于坎贝尔所普及的英雄旅程（Campbell's hero's journey）范式，不如说是基于一个冷漠星系的残酷事实。


“共和国的黑暗时刻”
“Dark Times for the Republics”

侠盗一号发生在一个混乱且不公平的世界，传统的道德框架显得幼稚和不合适。 希波的奥古斯丁（354-430 年）生活在一个同样混乱的世界——罗马帝国的衰败时代——他提出了一种“正义战争”理论，概述了基督教政权可以在不违反圣经禁止非法杀戮的戒律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条件。正如理查德·汉利 (Richard Hanley) 总结的那样，义军通常满足奥古斯丁关于使用致命武力的理论：

【必须有： 正当理由——被证实的威胁； 正确意图——战斗的原因是为了应对威胁，最终目的是实现公正的和平； 主要决策——战斗的决定是由国家或团体的真正代表做出的； 最后手段——和平手段已经用尽； 成功且合理的前景——公正的和平是值得信赖的。】
但奥古斯丁的理论并没有涵盖卡西安的两难处境，事实上，他会谴责卡西安是个杀人犯：如果没有其他理由的话，他和蒂维克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这就是奥古斯丁的立场。

卡西安的行为同样会让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感到震惊，他明确且绝对地禁止这种“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思维。康德排除了像卡西安这样的行为，他声称道德源于我们做我们知道必须做的事情的理性责任，无论预期的后果如何或我们的个人欲望。康德的“人性公式”特别要求我们“在行事时要把人性——无论是你自己还是别人的人性——始终同时作为一种目的，而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手段”。卡西安违反了这一信条，他把蒂维克贬视为一个藏有秘密的容器，卡西安毁掉了这个容器，以防止帝国知道义军已经知晓了关于他们新武器的消息。

《侠盗一号》的伦理和政治状况与我们的情况相似，美国的公民也生活在一个充满愤世嫉俗、恐惧和绝望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被同时发生的病毒流行、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压力磨得面目全非；随着我们的社交生活缩小到智能手机屏幕的大小，旨在让我们活着的隔离区却使我们彼此疏远；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政治机构正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 我们没有面对这些挑战，而是常常低着头——“不抬头”。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任何心存希望的理由。虽然看着蒂维克的倒下是一种情感上冲击，但当演员丹尼尔·梅斯（Daniel Mays）几乎打破了第四面墙，并对“（一）切都要崩溃了！”这句话感到绝望时，真正的打击才到来。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感觉美国就像谚语中“即将爆炸的水壶”（kettle about to blow）一样的时代。它的人民是同胞和邻居；我们应该站在同一边——然而，我们越来越分裂，彼此不信任。我们甚至不能就什么是真正的东西达成一致，阴谋论被视为等同于、乃至比辛苦求证来的的科学事实更可信。就像义军一样，我们对彼此毫无信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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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欺骗！”
“Lies! Deception!”

卡西安对蒂维克的谋害只是影片中的“英雄”们犯下的许多道德上可疑的行为中的第一个。这些行为包括从后果有限的瞬间作出的决定，如琴·厄索猛击从帝国拘留所释放她的义军士兵，到具有重大意义的预谋行为，如盖伦·厄索决定继续建造死星，这将使杰达和后来的奥德朗遭到毁灭。

一名叛变的帝国飞行员菩提·鲁克被带到索·格雷拉面前，后者是一个游离组织的领导者，被义军领导人如蒙·莫思马认为过于极端。 菩提自称是盖伦·厄索的朋友，作为秘密信使来传达一个认为对反叛至关重要的消息。 菩提是一位真诚、膽小但勇敢的飞行员，他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数十亿人。 但当他站在索面前时，他既没有受到表扬也没有受到保护：相反，索指责他是帝国的双重间谍。 “谎言！ 骗局！” 看到菩提惊恐地跪在他面前时，索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他继续折磨菩提，让他遭受博加利特扭曲精神的力量。 为了让菩提遭受心理伤害以确定他的主张的有效性，《侠盗一号》再次将我们的世界拉到屏幕上。 它迫使我们考虑与水刑并行的反情报技术——委婉地被称为“强化审讯”——所造成的痛苦和苦难。 在索的心目中，与冷酷无情的帝国的战争证明了反人类手段的正当性。

笼罩在每一个有道德问题或不合理的叛乱行为之上的是帝国巨大的力量。 《侠盗一号》表明，法西斯国家造成的最阴险的损害存在于被其反人类影响所禁锢的人们被粗暴瓦解和不断腐蚀的道德世界。 帝国的力量不仅迫使人们去战斗，还迫使他们撒谎和不信任他人； 持续的暴力和监视导致无法信任彼此。

帝国巧妙地利用这种不信任来对抗任何违抗他们的人，例如他们播放菩提面部的全息图，来诱使贫困的帝国臣民告发他。如果义军遵循常规的交战规则或承担同盟的善意，他们可能在几周内就被消灭了，因为帝国毫不犹豫地伤害无辜者或散布谎言。相反，义军却沦落到最粗暴的后果主义道德形式：他们不择手段，甚至折磨或杀害他们认为有助于推翻帝国的反叛同胞；要么学会与帝国进行肮脏的斗争，要么默许帝国的不公正行为。卡西安和索选择了第一个选项：犯下较小的罪恶以期结束更大的罪恶。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琴时，她选择了第二种，不采取任何行动与帝国的邪恶作斗争，试图说服卡西安——和她自己——她不需要加入反叛，因为她学会了容忍帝国的旗帜飘扬在整个银河系上空 ：“如果你不抬头看，那就没有问题。”

影片主角的这句失败主义台词，加上《侠盗一号》的伦理复杂性、现实主义和玩世不恭，可能会让观众担心影片的基调将是悲惨而阴郁的。 随着民族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死灰复燃以及民主和国际友好的崩溃，无望和失败的感觉更加强烈。 然而，《侠盗一号》是令人振奋且有深刻意义的，因为拯救义军并给予其英雄们死后胜利的力量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力量，甚至能够在我们之中找到它。它不是原力。 正如影片有意义地改变了这句名言，它是“他人的力量”（Force of others），是我们在相互信任和相信对方时共享的力量。我们不需要成为挥舞原力的特殊绝地武士来获得这种力量：我们只需要分享义军在彼此身上、以及杜威在民主的核心领域找到的信仰。


“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你！”
“I'm Not Alone. I Have You!”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杜威目睹了许多人类最残酷的不公正现象，但仍然坚信我们有潜力在适当的条件下成长和相互照应。 当他在 1939 年写下《创造性民主——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Creative Democracy – The Task Before Us）时，他面临着一个类似于0ABY（雅文战役之后）中的银河系的时代：一支显然势不可挡的法西斯势力占领了自由社会，几乎没有遭到反对。 然而，杜威并没有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现在仍然如此）对这场危机作出反应——通过敲响民族主义的鼓或向他的读者保证，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它不会受到腐蚀其他国家的威胁的影响。相反，他警告说，残酷和邪恶通过权力和统治的诱惑腐蚀了德国，而我们的制度和宪法都无法在这样的残酷和邪恶中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向它屈服。

杜威警告说，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不是因为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胁，而是因为内部的冷漠和自满：“当前危机的严重程度在很大层面上是因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好像我们的民主是能够自动延续的东西； 就好像我们的祖先成功地建立了一台机器，解决了政治永动机的问题。”

前传三部曲中的共和国也是如此，长期深陷官僚主义和内斗，以完全合法的方式轻易地屈服于帝国主义，想想那“雷鸣般的掌声”。 杜威敦促我们警惕这些对民主的微妙的、内部的威胁，因为民主的核心不在法律或制度结构中，而是“在我们与他人的个人关系中，（以及）我们的日常行走和谈话中。” 他在 1939 年告诫法西斯主义“可能在这里发生”。 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民主精神——我们对“一种由对人性抱有信心的工作信念所控制的生活方式”的承诺——那么我们的法律或宪法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阻止我们陷入残忍、无知和不信任。

杜威表明，极权帝国最阴险的力量是它能够助长不信任、怨恨、愤怒和贪婪，腐蚀人们对彼此的信任。 这就是《侠盗一号》开头令人心碎的地方：义军不仅对帝国做了可怕的事情，而且因为帝国而自相残杀！ 当琴质问卡西安暗杀她父亲的计划时，他很生气并大喊他只是在执行命令； 琴反驳说，尽管他对帝国充满仇恨，但他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冲锋队队员。

由于缺乏信任，叛军被迫做出这种背信弃义和残忍的行为。卡西安无法相信蒂维克不会放弃情报，所以他杀了他；德莱文将军既不信任盖伦，也不信任义军的文职领袖蒙·莫思马，因此他命令卡西安隐瞒他正试图暗杀盖伦·厄索的事实。 甚至 K-2SO 也学会了不信任，当卡西安决定让琴保留一把爆能枪时，K-2SO提出：“你想知道她用它来对付你的概率吗？ 很高…… 非常高。” 这些反叛者在帝国奴役下幸存了很长时间，他们几乎不再共享任何集体，但杜威提醒我们，“民主必须从家里开始，而它的家是邻里之间的群体（neighborly community）。”

幸运的是，当卡西安和琴在被占领的杰达圣城破败的废墟中穿行时，影片的基调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更富有同情心时刻的点醒中，卡西安坦言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找到通往索的路，因为“反叛是建立在希望之上的”。 他们确实在杰达身上找到了希望，但不是以超自然绝地的形式。 相反，他们在奇鲁·英威和贝兹·马彪斯身上发现了更强大的东西。 卡西安将这两个人描述为原力宗教曾经的拥趸——慧尔的守护者——他们现在只是“给每个人制造麻烦”。 卡西安将琴从与盲僧奇鲁的奇怪而富有洞察力的谈话中拉开，解释说“我们不是来这里交朋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很快就看到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奇鲁和贝兹之间的友谊不仅是影片的暖心，而且是义军需要的友谊和团结的种子，以恢复帝国从他们身上抽走的同情心和人性。

奇鲁表明，义军面临的真正斗争不是超自然的或某种外部魔法力量，而是相互信任的力量。 他吐露说他的同伴贝兹曾经是一名牧师，但他对原力的古老词“Whills”失去了信心。 然而，很明显，尽管他们争吵和彼此取笑，但他们深深地爱着彼此，并对他们的友谊有着牢不可破的信念，这种友谊没有杰达被占领的苦难和残酷所腐蚀。 在一个特别甜蜜的时刻，贝兹责备奇鲁“疯了”，因为他独自前往帝国基地附近的陌生地形。奇鲁会意地回以微笑，他并不孤单：“我有你！”

这种关系是中和英雄们内心深处源自帝国的不信任毒素的解藥，他们的友谊就像传说中的莲花，在泥泞中灿烂地绽放。他们向义军展示了当他们相信对方时能发生什么，认识他们后不久，卡西安就有机会刺杀盖伦，这将是对琴不可估量的背叛，但他却没有扣动扳机。仿佛卡西安接触到作为任何自由集体核心的温暖友谊和真诚，而这改变了他。也许这让他想起了他从七岁起（译注：是的，作者原文如此，虽然我们都知道这和电影、电影又和安多不符）就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他所反对的东西；虽然卡西安后来为他最初的命令辩护，但他再也没有对她（或任何其他义军同僚）撒谎或利用她。奇鲁和贝兹拯救了义军，不只是作为一个坏蛋战斗二人组，更是通过展示“他人的力量”这一信仰所传达出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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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他人的力量
Trust in the Force of Others

自从我们在《新希望》中看到卢克爬上他的X翼以来，粉丝们就认为雅文四号上的隐藏基地是反叛的中心。《侠盗一号》向我们展示了雅文四号确实是反叛的火花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点燃的地方，这是由于一对非常人性化、但仍然令人敬畏的行为为卢克铺平了道路。

第一个是义军领导人会议，决定如何回应琴关于死星的情报。 乍一看，这一幕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尤其是当议会似乎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时：他们没有站起来战斗，而是决定分散开来，希望保住性命再寻求战斗。 然而，反叛者可以自由地交谈和倾听对方的意见。 在帝国时期，军官们通过恐吓、相互指责，甚至用武力扼杀对方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这些反叛者采用的是民主方式——诚实和自由的讨论（“听听她说了什么？！”）——杜威指出的是这远比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重要。 义军的真诚辩论代表了反对法西斯邪恶的最强大堡垒：“我倾向于相信民主的核心和最终保障在于街角的邻里自由集会，来回讨论当天未经审查的新闻中所读到的内容，以及在房屋和公寓的客厅里与朋友聚会，彼此自由交谈。”

拯救反叛精神的第二幕很快就发生了，卡西安的少数几个同事，以及奇鲁和贝兹，决定信任琴，告诉她一个他们都没有听到的消息。他们找到了勇气，克服了帝国在他们心中滋生的不信任和愤世嫉俗，而决定相互信任。这正是杜威在美国参加二战前几个月给他的听众的信息。自由的人们用武力对抗法西斯主义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培养支持民主精神的个人态度和承诺：

【我们只能通过在人类个体中建立个人态度来成功应对民主的敌人；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的倾向，即认为可以在任何外部手段中找到防御，无论是军事还是民事。如果它们与个人态度根深蒂固，甚至会构成个体的性格。】

《侠盗一号》的其余部分异常强大，不仅是因为令人惊叹的演技、音响设计和摄影，而且因为它使用了严峻的战争电影的套桥段和设定，去讲述一个关于希望和信仰力量的通俗故事。在对斯卡里夫的攻击中，个人和小部队依靠朋友和盟友来完成他们的重要任务。卡西安、琴和K-2SO依靠大多数船员的自我牺牲行动来将帝国军从搜寻和传输设计图的主要任务中引开。菩提留在他们征用的帝国飞船上传送计划，并通过错误信息迷惑帝国。K-2SO在一个指挥台前失去动力，给了琴和卡西安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在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念的展示中，奇鲁走进了一场爆能枪束的风暴，去开启将计划传送给上面的义军飞船的中继器，不久后他就被杀了，紧接着贝兹也被杀害。

然而，最有力地证明了相信他人的力量以及因而能做到的一切，是在卡西安和琴的故事结束之后出现的。 这是坦蒂夫四号上可怕的一幕，少数义军在狭窄的走廊里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所见过最强大的人玩“远离死星设计图”的生死游戏：达斯·维达。 初看时，场景突出了维达的怪异力量。 毫无疑问，那条走廊上的每个义军都注定要失败—— 我们也知道他们取得了胜利。 尽管拥有操控原力的力量，维德还是孤身一人，没有朋友。 那个走廊里的义军，就像斯卡里夫上的同伴一样，彼此信任，在无情的屠杀之后，一名义军被困在走廊的尽头，一扇门半开着。 他无法逃脱维达，但仍然表现出勇敢的信仰行为。 他将设计图从裂缝中塞给另一边的同伴，大喊“带走它！”就在维达的军刀刺穿他之前的片刻。 这种无私的行为显示了民主核心中“他人的力量”传递的能量。 他从一长串相信他人潜力的人那里继承了这种信念：盖伦对菩提和索的信任；索、菩提、奇鲁、卡西安以及最终整个义军对琴的信任。 最后一个死在走廊上的反叛者信任他的同伴把它交给莱娅，莱娅信任欧比－旺，欧比－旺信任卢克，诸如此类，最终遍及整个银河系。

《侠盗一号》本身就存在最大的矛盾—— 它既是星球大战电影中最愤世嫉俗又最充满希望的一部。 它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现实主义，人物在战争中撒谎、不信任，而最人性化的是死亡。 然而，这也是一部内心充满信念和希望的电影——不是原力会让一切变得更好，而是我们会在他人的力量帮助下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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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Kindle自扫的PDF，排版相当辣眼睛